作者：王如松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他，有过根治东亚飞蝗蝗害的光辉业绩，有过对《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卓越贡献。但作为一名毕生为振兴中华生态学事业辛勤耕耘的科学家，他最大的功绩却是比任何有形的发明与文字都更为可贵的科学财富。他创立了一套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学术思想；倡导了一种奋斗、协同、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培养了一支执着奉献、锐意进取的生态学队伍；开创了生机盎然的中国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建设事业。这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就是一代生态学巨匠、中国生态学的奠基人——马世骏。

　　从昆虫到人，从自然到社会，从实验科学到系统科学，马世骏先生40年学术生涯始终贯穿着一条“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主线。他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系统哲学与西方的现代生态学实验手段融合；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结合，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设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

　　飞蝗是有数千年历史的重大农业害虫，多少代昆虫学家为之绞尽脑汁而未能根除其害。马世骏先生带领同事们打破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虫思路，从湿地生态的系统调控着眼，运用“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战略，成功地打开了飞蝗综合防治的大门，使大面积的蝗灾在中国大陆上得以根除。棉铃虫综合防治中，他带领学生一改见虫就治的传统植保思路，根据棉田生态系统中作物与害虫相生相克的生态学规律和经济生态为害阈值，巧妙地将二代棉铃虫的适度为害变为棉花增产的促进因素。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更是利用生态系统自净的因果链思维方式，从系统、综合、整体的观点去认识对象，把握过程，从机理上去调节各种生态关系，达到改善系统功能的目的。

　　整体论与还原论的冲突是科学方法论争论的一个焦点。现代科学奠基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来的经典物理学。在那里人们习惯于因果链的思维方式，习惯将一个系统分解成各个部分，并运用分析的方法弄清每个组分的详细结构与功能；同还原论相反，整体论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某些组分的失调不只是源于与其相关联的直接因果链关系，而且受整个系统控制论规律的制约，只有从整体上去把握系统动态，才能实现系统的合理调控。源于西方的现代生态学虽从概念上属于整体论范畴，但从方法上还是还原论的手段。马世骏先生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试图将这种本末倒置的关系掉转过来，运用整体论的方法去认识对象，把握过程，摸索系统关系辨识的方法论。

　　马世骏先生认为，生态学的实质就是协调生物与环境或个体与整体间的辩证关系。协调的实质是综合，是平衡，是和谐，是对立的统一。他成功地运用了中国哲学的矛盾统一规律及中庸思想于生态学研究中，将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时间、空间、过程与序理相结合，先后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昆虫种群的空间、数量、时间、结构及其动态”、“应用理化方法及环境自净相结合的环境综合治理途径”、“生物环境系统中的相生相克原理”、“生态平衡的整体观与经济观”、“国土整治的双原则”、“持续发展与复合生态系统”及“边际生态学”等生态协调方法与对策。尤其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将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技术与文化、结构与功能有机地关联融合在一起，发展了一套包括生态工程、生态规划和生态管理在内的生态协调方法论。其中科学、美学和哲学被结合为一体，自然系统和人类行为被重新关联。这正是马世骏在许多不同领域的开拓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秘诀。

　　循环是大自然得以生生不息，延续不止的一条重要的生态动力学机理。循环包括物质的循环再生，信息的反馈耦合。现代工业文明的致命弱点就是循环机制的匮乏，其生产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开环：资源在无休止的耗竭，其中一小部分变成产品，而大部分则以废弃物的形式滞留在环境中形成“环境问题”。其生产环节间信息反馈迟钝，横向联系松散，呈树状而非网状联结。马世骏先生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生态王国”的这一奥秘，开创了“生态工程”这一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事业。虽然最早提出生态工程这一名词的是H.T.Odum，但真正系统地给以其科学含义、系统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经济建设实践的是马世骏先生。与Odum的“人类轻微干预的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设计”定义不同，马世骏先生主张生态工程是“人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以及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结合系统工程的最优化方法设计的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系统”。它体现了东方“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学思想。由于他的生态工程概念有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有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又有几千年朴素的生态工程经验和80年代以来城乡生态建设的实践为基础，硕果累累，得到国际学坛的公认。国际生态工程学会主席W.Mitsch综合这两派思潮，将生态工程总结为“使人与自然双双受惠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设计”，并特别指出以马世骏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和民众对生态工程理论与实践的开拓性贡献。马世骏先生逝世时，Mitsch发来的唁电中称其为“伟大的生态学家、生态工程的先驱”。

　　自生是生物系统区别于物理系统，可持续系统区别于机械系统的最大特点之一。自生，即自组织、自协调、自设计、自补偿。从种群自动调节、害虫自控系统、环境自净，到城市的生态调控，马世骏先生摸索了一套与传统控制论方法截然不同的生态控制论方法，无论研究蝗虫、粘虫还是棉虫，无论是污染治理、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马世骏先生的方法都是诱导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去改善功能，提高活力，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马世骏先生参加了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与挪威首相Brundtland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的Brund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宣言所倡导的持续发展观，正是这种自生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历时三年的筹备过程中，马世骏先生代表发展中国家，据理力陈抛开经济建设去谈环境治理，脱离国情而靠外援治理环境的不可行性；提出以生态控制论方法去诱导而非机械论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法去保护环境，最终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的完善做出了卓越贡献。Brundland首相在马世骏逝世后的唁电中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马世骏教授在世界发展委员会的合作，使我了解到他最可爱的人格而尊敬这位亲密的朋友，他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及其重要的贡献”。

　　整体、协调、循环、自生。分别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论、方法论、技术体系和动力学机制，它既是马世骏先生学术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一生学术成就的结晶。